掌权集团会通过支持政变来保护自己，但由于在位政府不太可能威慑到他们，所以限制强权集团利益诉求的宪政整体将更少发生政变。
[38] 相关内容请参阅丁以升：两大法系陪审制度比较研究，《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6月，第10页。职业法官则不同，他们一般有深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实务经验，能够很好地运用叙事化认知和论证式认知，很容易找到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或证据的争点，另一方面，相较于人民陪审员，职业法官的专业素养更高，在列出问题清单时能避免提出带有个人主观色彩问题。
分析我国人民陪审员审而不议的原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非专业人员解决专业问题。这就导致民间智慧与案件复杂性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这就使陪审团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与法律割裂了，即：陪审团成员不需要对法律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为了说服陪审团，控辩双方必须向法庭提供各种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材料,以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加重情节问题主要指移送裁定书中提及的一项或数项加重情节。
由于英美法国家庭审是对抗式诉讼模式，陪审员完全有能力处理好案件的定罪问题。[12] 详见《俄罗斯刑事诉讼法》第30条之规定。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法律权利不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也包括根据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依照法律的精神和逻辑推定出来的权利，即推定权利。
用詹姆士·奥提斯的话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立法权作者著）仅仅是公布法律（jus dicere）——严格来讲，只有上帝才能制定法律（jus dare）[11]用现代的属于从逻辑上和智识上来区分法律发现观与实证法律观的关键词就是：仅仅是。而给人赋予权威就等于引进一个野兽，因为欲望是某种具有兽性的东西，即使是最优秀的人物，一旦大权在握总是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因此，我们打算另辟蹊径，从法学思想家的经典论述中进行圈定高级法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它们可以改变原初正义的形式与应用方式，但决没有高于原初正义内容的权力。
[17]由此也就产生了西方宪政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和来源——控制与限制权力。[14]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在同等的人们之间才存在着自由公民之间关系，而由于人并不是平等的，因此他推论说，公民权必须只限于经过细心选择的一个小集团。
所谓法律权利就是法定化了的权利，是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或通过立法纲领、法律原则加以公布的、以规范或观念形态存在的权利。[17]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4页。实证论与发现观都坚持人类生活需要法律，而对于制定法的效力来源以及合法性或正当性都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它不会在罗马立一项规则，而在雅典立另一项规则，也不会今天是一种规则，而明天又是另一种规则。
相反，西塞罗却推论说，由于所有的人都服从一个法律，所以他们同是公民，就某种意义来说，他们必然是平等的。狄摩塞尼斯曾言：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是神赐予的礼物——明智者的戒规 [9]库里奇总统也说：人们并不是制定法律，他们只不过发现法律而已——如果一种政体具有发现法律的最佳机制，那这个国家就再幸运不过了。法律与法的关系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法律可能是法真实或虚假的反映。因为，那些基于功利考虑而确立的原则，也会由于功利的原因而被推翻。
所谓‘实证法律观，法律仅仅是人类立法者特定命令的一般表述，是一系列体现人类意志的法令。[6]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是法律必须是法真实的反映、发现和摹仿。
而自然法渗透到实在法的过程中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便是实在法中蕴含着的自然权利观念。[18] [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郑戈等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页。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是摒绝了激情的理性，所以它比任何人更可取。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形成于他对人类平等观的启蒙。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犹如人与人之间，在所有情况下，皆如此相似或如此平等。伯克说：我们很难找出一种谬误，它比下述主张对于所有的秩序和美好事物以及人类社会所有的和平和幸福，更具有颠覆性。而我们要做的就有了两个方面的任务：第一，揭示真正的法（自然法、高级法）的观念从何而来以及它是什么。如果用现代的视角来看，就是在制定实在法的过程中要不要以自然法（高级法）作为制定法律的依据和标准抑或是制定的法律中体现与闪耀着公平正义等价值的光辉。
[15]将自然法等同于人类普遍拥有的正确理性导致了人类平等的理论，这紧接着为将自然法转换为自然权利而铺平了道路。[18] （三）从限制权力到政府对人民积极生存照顾之责任 必须限制权力是学者和公民们的共识，如果说限制权力是适应夜警国家现实需要的话，那么政府加强对公民们的生存照顾之责任则是顺应了二十一世纪社会法治国家的需要，社会法治国条件下强调政府加强对相对人的颓势地位进行照顾，二十一世纪是高效率和高风险的时代，处于力量单薄地位的社会个人，很容易因为各种自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危机而出现人身权、财产权的侵害，甚至是生命权的逝去，所以，自从德国行政法学者福斯多夫提出了政府对公民相对人加强生存照顾的义务和责任的理论后，给付行政就一直方兴未艾。
第二是，这种高级法的观念是如何渗透到法律（实在法、制定法）的，然后才使得法律具有了至上性、权威性和合法性。用人类的立法来抵消这一法律的做法在道义上绝不是正当的，限制这一法律的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容许的，而要想完全消灭它则是不可能的。
文章来源：《读书》2013年第11期。正如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规定：本法所列举的一些权利并不损害其他没有如此列举的权利。
[5]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美好生活目标的法律必须体现根本的、永恒不变的正义。人类的普遍平等观为自然法涵义的确定提供了一个观念的指导。若非习惯的败坏和意见的善变导致心智的冥顽不灵且背离自然之道，则所有人之间之相似不亚于个人与其自身之相似。……对于全人类只有一个可能的定义，理性对所有人都是共同的。
一、高级法的引入 美国政治思想家、宪法学者考文教授在其学术佳作《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一书中，谈到了美国宪法之所以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的原因。或者说法律不论内容的好坏，皆可以仅从法律制度自身获得一切权威性。
[8]因为如果没有对立法权威者的服从，当然也就不会有对其制定的法律命令的遵守。[3]他并对这里的法治所包涵的内容给予了明晰、缜密的经典性解释：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
这种主张认为，任何人类群体皆有权制定他们喜欢的法律。自然权利是一种基于现实考虑的观念，还没有法定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主张或要求，随着社会和国家出现、发展，产生了对权利法定化的主张和要求，也就随之诞生了法律权利。
之所以会出现两位伟大人物在对待人类尊严方面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除了生活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的不同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人推论方法的不同，亚里士多德采取从人间到天上的事实推论——先是看到了人间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推论出人与人之间的公民权也是不同的、不平等的。通过它的禁令，它使人们不去做不正当的事情。法律发现观是一个古老的观念。进入专题： 高级法 。
法律发现观与色拉叙马霍斯的权利（力）即强者的利益观念区别开来，自然也同伊壁鸠鲁学派所坚持认为的法律仅仅是一种功利。美国人权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绝对的民主和绝对的议会至上。
（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即《人权法案》第一条，就是对立法机关的限制：国会不应制定任何法律）来侵害个人权利，这种权利的观念保护个人不受社会的侵犯、不受来自政府的侵害，甚至不受多数人、不受民选代表的侵犯，即使他们出于为公共谋福利的善良愿望亦如此。如果从自然法的视角来看，就是说人类不能废除自然法的存在，也不应当去挑战自然法的权威，因为自然法本身含有善的力量，它为实在法提供标准和尺度，指导着实在法制定、修改和发展的方向。
从亚里士多德不正义的法律就不是法 [1]到哈林顿的名言要法治的政府，不要人治的政府， [2]法治无疑成为西方从传统到近现代政治、法律学科关注与描绘的议题。四、高级法的渗透 高级法即自然法的观念，渗透到实在法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自然法的概念、原则和内容逐步转化到实在法中。